當佛學遇上科學──達賴喇嘛的另一種著迷
達賴喇嘛 葉偉文／譯 (20060123)
我生長在單純的農家，家裡用牛來耕田，等大麥收成之後，再用牛來打麥去殼。在我早年的生活裡，稱得上是科技的東西，大概只有來福槍了。那是偶然會碰到，來自英屬印度、俄國或中國的流浪軍人手裡拿的武器。
六歲時，我被認定為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，給帶到西藏首都拉薩，登基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，開始接受全面的佛學教育。我有位專屬的導師，每天指導我閱讀和寫作，教我基本的佛理、背誦經典和熟習宗教儀式。我還有幾個「伴讀」，或應該說是哲學助理，主要任務是和我辯論一些佛學議題。
此外，我還必須出席非常冗長的祈禱和法會，也常常閉關靜坐冥想。我時常和導師一起閉關，修學禪定，每天靜坐冥想四次，每次兩小時。在西藏傳統，這是典型的訓練高階喇嘛方式。我沒有受過任何數學、地理、化學、生物或物理學的訓練，我甚至不知道有這些知識存在。
布達拉宮尋寶記
布達拉宮是我冬天的正式居所。這是一座巨型的建築物，雄據整面山坡，據說有一千多個房間，可惜我從來沒有親自數過。童年，我的閒暇時間都耗在探索這裡的每個房間，這活動好比是長期的尋寶。房間裡有各種各樣有趣的東西，主要都是歷代達賴喇嘛的私人物品，特別是我前一任的文物，保存得好好的。
在各種奇怪的珍寶中，我發現一些機械物品，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。其中有一具可以伸縮的銅製望遠鏡，裝在三角架上；另有個手搖的機械式計時器，上面裝了一顆可轉動的地球，標示著世界各地不同的時區。還有大量英文版的藏書，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。其中最有趣的是一只懷錶、一台電影放映機，以及三輛汽車。
對一個充滿好奇心又精力充沛的小孩來說，這些工藝製品、懷錶、放映機和汽車，是科技文明的標誌，充滿了美好的想像。我記得很清楚，自己常把玩這些東西而虛擲光陰，比起讀書或背誦來，可帶勁多了。今天，我認為這些充其量不過是玩具而已，但在當時，它們代表了一個由不同的經驗和知識構成的新世界，是我不曾接觸過的；這個世界的存在，對我充滿了誘惑。
望遠鏡對我不構成困擾。它的功能非常明顯，因此不久之後，我就用它來觀察拉薩市街上的喧鬧，尤其是市集。我對於和我相同年紀的兒童，總有點羨慕。他們可以在街上任意遊蕩，我卻必須關在布達拉宮，辛苦讀書。後來，我又用望遠鏡觀察布達拉宮的夜空。在西藏這種光害極少的地方，高度又這麼高，夜空之下，星光燦爛耀眼。我常常問隨員，星星和星座的名稱。
我也知道懷錶是幹什麼用的，但對它的運作原理卻覺得非常疑惑。我困惑了好一陣子，最後受好奇心的驅使，決定打開它的外殼來看看。不久，我就把整個懷錶完全拆開；但真正的挑戰是要能把它組裝回去，還能走得好好的。這件事後來變成我終生的嗜好，我總是喜歡把機械設備拿來拆拆裝裝的，玩個不休。我拆錶與裝錶的技術相當好，不輸熟練的鐘錶匠，在拉薩少數幾個擁有鐘錶的人士當中，算是小有名氣的。
至於十三世達賴喇嘛那兩架手搖的電影放映機，想弄清楚它是怎麼操作的，就不那麼容易了。曲曲折折的，得花費了老大的一番手腳。大約此時，我想大概是一九四五年吧，有兩個奧地利人：哈里爾（Heinrich Harrer）和奧福史耐特（Peter Aufschnaiter），由北印度的英軍戰俘營逃出來，越過喜馬拉雅山，抵達拉薩。哈里爾變成我的朋友，在我的請托下，他把電影放映機給修好了。我們沒有多少影片可放，但從印度可以得到一些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新聞影片，當然這些影片都是以同盟國的觀點來報導的。另外，我有捲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的影片，和奧立佛（LaurenceOlivier）主演的「享利五世」（Henry ），這是根據莎士比亞名劇改編的電影。另外，還有幾部笑匠卓別林（Charlie Chaplin）主演的默片。
科學，一種有系統的詢問方式
我對科學的著迷，是從工藝開始的。但是說實在，我當時並不知道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。
受到成功拆解手錶和修理電影放映機的鼓舞，我的野心愈來愈大了。我下一個目標是想搞懂汽車的機械與原理。當時負責駕駛並保養這些汽車的人是切倫（Lhakpa Tsering），一個禿頭的傢伙，脾氣壞得出了名。他在車底下工作，如果不小心碰了頭，一定會氣得東敲西打的，然後絕對會再撞到頭。我和他有了交情後，他在修理汽車的時候才肯讓我檢查引擎，後來還教我怎麼開車。
有一天，我自個兒偷偷的把一輛奧斯汀開出去現，發生了小事故，把左頭燈給撞壞了。我很怕另一位叫巴布塔西（Babu Tashi）的車輛管理員會責備我。費了很大的工夫，才終於找到可以替換的頭燈；但它是光面玻璃，而原來頭燈的玻璃卻是霧面的。我想了一陣子，終於找到了法子。我在玻璃的內面塗一層糖漿，造成霧面似的外觀。我不知道巴布塔西究竟有沒有發現這一點，就算他發現了，至少他也從未來興師問罪。
我的那些冒險行動，例如拆裝懷錶、修電影放映機和開汽車，給了我一些啟示，告訴我科學和工藝的世界可能是什麼樣子。在我十六歲成為西藏地區領導人之後，對科學的態度更加嚴肅。我在一九五四年訪問中國、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，均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當時中國的軍隊事實上已經進入西藏，我已和中國政府展開長期而微妙的協商，希望達成雙方可接受的協議。
其實在我正式出西藏訪問之前，我已經知道工藝技術只是一種科學的成果、一種科學的表現方式、一種瞭解這世界的特殊方式。而科學本身，才是根本。但科學的本質只是一種有系統的詢問方式，透過這種詢問方式，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知識，而經由這些知識，讓我們可以瞭解這個世界。因此，雖然最初吸引我的是一些工藝製品，但真正能深深感動我的，並不是某種特定的工業或某件機械玩具，而是科學的本質，那種有系統的提問方式。
以經驗來追求事實
我和某些人談論科學之後，尤其是那些學有專精的科學家，我注意到科學和佛學思想，在提出問題的本質上，有些相似的地方。這些相似之處，我覺得相當明顯。就我的瞭解，科學方法是由觀察物質世界的某個現象開始的；接著出現一般性的理論，可預測某些事件的結果。如果我們用一種特定的方法檢處理某些現象，應該會產生怎樣的結果。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實驗，看看事件的結果是否符合理論所預測的情形。實驗的結果若果真如此，而且實驗是有效而可以再現的，我們就接受那個一般性的理論，成為科學知識的一部分。但是，如果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測不符，我們就必須去修正那個理論。
因為對現象的實際觀察，在科學系統裡占較重要的地位，經由實際的實驗和觀念的思考，科學就得到實質的進展。整個過程包含了觀察、推理，應用推理設計實驗，到達實際實驗的最高潮，用來證實推論所提出的瞭解是否正確。這種科學式的實際研究，和我接受的佛學哲學訓練與冥想練習，正好像兩條平行的道路，二者卻都深深的吸引我。
雖然佛學已逐漸演變成一種以佛經和特定儀式為本體的宗教。但嚴格說起來，在佛學裡，佛經的權威性不能超過依自己的推理與經驗得到的認識。事實上，就連佛陀自己，也曾親口貶抑佛經的權威性。他告誡弟子，不要因為尊敬他，就無條件相信他說的所有事。就像一個好的金匠，在加工之前，會用嚴密的方法去測試材質的純度。佛陀告誠追隨者，要親身檢驗他說的話是否正確。利用自己的推理訓練或禪定經驗，來體會佛經上的說法。因此，在驗證某個說法是否為真時，學佛的人依循的順序，首先是親證（也就是自己的經驗），其次是辯證（經過反覆推理、思辯），最後才看佛經是怎麼說的。西藏佛學的根源，是早年印度的那爛陀寺佛學院（Nalanda school）。當時學院裡的大師，都依照佛陀告誡的原旨，以嚴厲的方式來檢驗、批判佛陀教導的東西。
從某一方面來說，佛學和科學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：科學研究靠實驗，使用儀器來分析外界的現象。至於佛學的冥想探索，主要是一種心靈專注的層次訓練，用的是個人經驗的內觀檢驗。而兩者都必須具備堅強的經驗基礎。如果科學指出某種東西存在或不存在（特別要注意所謂「不存在」和「沒有發現」，是不一樣的兩回事），我們就把這項事實，變成知識的一部分。如果一項假設經過驗證，證明它是對的，我們就必須接受。同樣的，佛學也必須接受事實。不管是由科學發現的，或是由自己在禪定時的內觀體驗到的，都一視同仁。如果，我們研究某些東西，發現它是事實，有證據和推理來證明它是對的，我們就必須承認它是現實的一部分。甚至它和流傳幾百年的佛經，在字面上的解釋不符；或者和我們內心深處的觀點和想法有衝突，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事實的承認。
因此，佛學和科學都有一種「以經驗來追求事實」的承諾。一旦發現的結果和自己長期以來所抱持的立場不同，也有放棄原先立場的勇氣。
記得就在幾年前，我和一位嫁給西藏人的美國女士有段有趣的會談。她聽說我對科學很感興趣，並且計畫和一些有名的科學家對談之後，很擔心，她警告我，科學對佛教的生存是有妨害的。她告訴我，歷史證明科學是宗教的殺手，也認為達賴喇嘛尋求和科學界的代表建立友誼，是不智的。
在個人探索科學的過程中，我認為，我是把脖子伸出去了。我之所以有信心在科學界探索，乃因為我有個基本信念：科學和佛學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，均是以嚴謹的驗證來追求現實的本質。如果科學分析很明確的指出，某些佛學觀點是錯誤的，我們就應該接受科學發現的事實，放棄這些觀點。
在我的內心，算是個有國際觀的世界公民。因此，科學家有一項共同特質最能感動我，他們樂意彼此分享知識，絲毫不受國界的限制。即使冷戰期間，國際的政治局勢形成極度危險的兩極對峙，我發現東西兩方陣營的科學家還是有非常好的溝通管道。對政治領域的人來說，這根本是無法想像的。我認為，這就是真正四海一家的精神。知識不是哪個團體或國家的私有物品，而是全人類共有的資產。
（本文摘自天下文化新書《相對世界的美麗──達賴喇嘛的科學智慧》）